我在「安樂死」的最後一天
香港傳媒歷史上的主持人，要數個做電視，做到電視被迫執笠。之後做電台，電台又「主動」執笠，相信非我莫屬。亞洲電視我沒有留守到最後一刻，亞視由80年代進入壯年期，90年代已出現間歇性不息，千禧後患上東主過度活躍轉變症，由一期延至末期，王征年代更加同內地交叉感染，最終被迫令人道毀滅。我在王征年代已看通病情，此仍不治之症，當然走為上策。
不出兩年，亞洲電視成為集體回憶。
轉戰新興市場，數碼廣播吧！不是什麼新技術也不是新媒體，不過眼見無論投資的硬件、人才、管理層的野心，相信是想在舊有廣播牌照基礎下去辦多媒體的新生態，所以決定加盟，做了一年零十個月，老板決定自願交回牌照，決定「安樂死」。
那天是二零一六年，九月七日。
我原本每朝九點回公司準備下午一點直播節目內容，心想已經是最後一集，不如就來個「意識流」心想便口説，由離別的情緒作主吧。那朝我竟然去了吹色士風！十二時三十分回到灣仔DBC,先把前一天用相機和同事合照的相片逐一致送他們，發覺真的很久沒去照相舖曬相片了。之後到大堂一看，大件事，原來今天是遣散的一天，老板請大家開一個告別派對，很多美食和美酒。
我拿了一支紅酒入直播室。可以想像得到，開咪前我己有醉意，和拍檔利嘉兒和監製俊楠在説、飲、回憶、展望，突然有個營業部女同事説：「我自小願望就是當DJ，可以在最後一天試試嗎？」著她入直播室，我已經忘記她說什麼，只看到我旁邊的那支紅酒已給我清了！
節目完結後到大堂繼續這個「一起遣散」大派對，又吃又喝又比同事灌！臨離開只記得有同事在大堂燈箱宣傳位置，拆下我一個連燈箱海報的相片，說是可以隨便拿走，我竟然把它放入tee裇內，就像帶了胸罩攪笑地離去。
真的醉了，比人玩囉！第二天老板來電，說要速還！或有可能在工資扣幾千元呀！醉未醒，酒氣還在的早上，帶著那個燈箱照片回灣仔電台，物歸原主。
這個「安樂死」不安樂。
